治疗白癜风中药 https://m.39.net/news/a_5939656.html 重磅解读
应对疫情之下前所未有的冲击，中国谋划、布局，从“六稳”到“六保”，释放出一系列清晰而有力的信号。
保居民就业、保基本民生、保市场主体、保粮食能源安全、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、保基层运转。
哪些是重中之重，要如何精准施政，如何有为有不为？中国经济50人论坛16日举行“六保”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专题研讨会，出席研讨会的专家，从居民、企业、国际等视角进行了深入分析。
六保，最“重”要保什么？
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：
综合施策保就业
现在全球流行病曲线还在继续往上走，形成了“倒w型”的向上攀升趋势。很显然，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出现“u字型”或“v字型”的复苏，等是等不了的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政策设计实现复工复产，要保持政策定力，对于疫情小幅反弹不应该过分慌张，充分重视的同时，不能动摇经济复苏步伐，要靠科学和精细化来管理，而不是靠“一刀切”“一窝蜂”。
综合施策保就业
应该恢复并保持新创企业增长速度。不断保持新增企业，就能保持有就业机会。面对种种困难，我们要充分利用门槛最低的就业方式。不能用一个城市在常态情况下的长期定位来决定“要哪种形式，不要那种形式”。
要针对不同失业因素综合施策。减少结构性、摩擦性失业，也要应对周期性失业，要让更多农民工返城，把他们纳入失业保险中，当前失业保险金有亿至亿元结余，相当于可以把现有覆盖率再扩大五倍，“这个钱不应该留着，要用在刀刃上”。
政府要发挥最后雇主职能，加大人力资本培养力度，直接创造岗位，扩大招生规模，实行工作培训相结合的现代版的以工代赈，抵消劳动力市场的失灵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：
收入分配是一个重要的启动点
在经济运行过程中，收入分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。我们要强调消费和供给侧，使整个经济运行顺畅起来，就要找到启动点或者切入点，现在看，收入分配是一个重要的启动点或者切入点。
解决当前一些宏观经济困难的思路，可以从居民收入入手。实现居民收入，才能实现扩大消费，从而推动投资的增加、增加生产、实现供给的增加。
抓住收入分配，就抓住了当前关键
第一，抓住收入分配，我们就可以找到启动经济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切入点。
第二，当前提出“六保”，保就业、保民生、保企业生产能力，在正常情况下应该顺序从“保就业”开始；但目前特殊情况下，还是应该先提保民生、保市场主体。保住民生、保住生产能力，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以及保证供给和消费需求的增长。
解决收入分配问题，重点在哪？
这涉及到平衡效率和公平的问题。此外，还需要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，今后一段工作要把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、形成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，作为收入分配工作的重点，才能使宏观经济稳定发展。
国务院参事汤敏：
5条建议开辟巨大市场
稳就业关键在稳微企业和个体户。中国城镇就业的一半来自于微企与个体工商户，其中微型企业创造了1.2亿个就业岗位，而个体工商户创造1.亿个就业岗位，二者占中国城镇就业的一半。
如何开辟巨大市场？
在政府政策方面，提出五条建议。
一是把市场开辟式创新纳入政府的创新支持体系；
二是创新沙盒，允许一定范围内创新实验；
三是对开辟未消费市场的企业，给予一定的税收及融资优惠；
四是创造一个对市场开辟式创新的投融资机制和环境；
五是把成功的市场开辟式创新推广到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。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：
一石二鸟促消费
如何提振消费？这一次经济下行主要是缺需求。以往经济下行，一般以提高投资的方式来达到走出衰退的目的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我们要保护过去两年去杠杆的成绩，不能再把投资放开，让地方政府再举措新一轮商业性债务。
这次受疫情影响的主要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、就业问题，如果能把新增两万亿国债都用在民生上，是“一石二鸟”的做法：既救助了需要的人群，又可以增加消费。
中国还应该考虑把低收入者纳入社保范畴，把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，长期而言，社保应该分级，广覆盖，会被现在更好。
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：
要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
受疫情冲击，全球大衰退的情况下，大宗商品普遍过剩，“六保”中近期粮食和能源安全无忧，中长期应该有一些改革和战略性措施；保产业链供应链方面，境内全面复工复产已经基本稳定，需要进一步巩固。
境外则受三方面影响：第一，一些国家和企业认为应该增加供应链自主性，缩短产业链，这可以理解。
第二，境外供应链和产业需求还没有恢复，一些受影响的企业基本面上课，一时困难可以适当适时给予帮助。除延长贷款之外，特别国债可以3%姑息优先股的方式注入企业，困难期过后再退出。
第三要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合作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
实现“六保”要动员国内需求，特别是保就业、保基本民生，保市场主体这三方面的作用更大。当下一些“一刀切”的做法，影响了民生和就业，因此要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。
政策，怎么精准发力？
全国政协常委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：
加强财政货币政策与结构性政策的协同
当前财政货币政策在聚焦“六保”的同时，要注重与结构性政策的协同，注意有利于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，激发结构性红利。
为此，提出六方面建议。
第一不要给僵尸企业输血，财政政策要允许地方政府利用直达市县的资金，清除僵尸企业在解除劳动关系方面的障碍。
第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，货币政策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落到实处，要清理、降低、取消银行利用强势地位设立的抵押物评估、担保、咨询等各种各样的费用。
财政部作为国有金融资本的出资人，要改变对金融机构的考核标准，不能简单以利润增长高低为标准，而应以以服务实体经济成效为准绳。
第三加强银行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，更多运用新思维、新工具，不能完全按照过去的“政府挖坑，银行栽树”的老办法。
第四要允许建设主要面向农民工的安居工程。要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，利用直达的财政资金，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、空置的工业用地等，大规模建设低价商品房、公租房、共有产权房。这一工程还会迅速拉动钢铁、水泥、家电、家具、日用品等行业的恢复甚至增加产量，也有利于扩大农民工就业。
第五保市场主体政策要一视同仁。对国企、民企、外企一视同仁，不要把外资企业排斥在外，鼓励外资企业参与新基建等。
第六力戒政策上的形式主义。制定各项政策要多从企业的需求出发，制定过程中要切实听取企业意见，政策文件不一定要多，关键要管用，“一句话就是一个红包，减少套话、空话、大话”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：
“六保”坚持底线思维
对“六保”政策提出几点建议：
第一，政策应该有支持，但要克制，不要把所有子弹打光，要留有余地，考虑应对新的冲击、包括疫情反弹。
第二，稳杠杆政策不能丢，防风险的“紧箍咒”不能去。在杠杆率攀升过程中，侧重于纠正杠杆率错配。希望最近推出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，能够有助于缓解这方面情况。
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：
推动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发展
现在有两方面重点，一是主要应解决就业问题，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就业问题；二是要把重点放在高科技、重资产企业发展上。
如果仅靠小微企业，经济发展动力有限，真正带动整个经济发展还得靠高科技、重资产企业，这样的企业产业链很长。
建议应该发行特种国债，解决目前上万亿元留抵税款退税的问题。同时，引导资本投入，让农民工更多地到城市就业，实现收入的增加。
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：
寻找纾困政策的切入点
疫情之下，要寻找纾困政策的切入点。她提出两点建议：
一要加强社区建设，搭建就业平台。让社区更好地了解社区内就业情况和就业愿望，由社区搭建经营场所，通过数字网络信息系统的协助。
第二发挥大数据平台公司的助贷作用，让信贷政策更好地落实下去。应该允许大数据公司做银行的风控信息服务商，让互联网银行可以和传统银行实现更好合作。
企业，如何走出困境？
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、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：
小微企业融资问题需要制度解决
当前困扰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，需要制度解决。而所谓制度解决，四个要点。
第一，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、思想意识上认识到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主力，而不仅是“有效补充”。
第二，需要有专门为小企业服务的机构。小企业需求非常多，不仅是资金，还有技术、人才、市场信息、信用等。如果按需求排序，对资金的需求并不能排在最前面，因此要有的放矢。
第三金融科技使用问题。要运用金融科技，更好触达小微企业。要促进金融企业和科技企业更好结合。
第四对小微企业支持需要组织，这个组织应该有投资功能，这才能有针对性解决小微企业的痛点。
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：
精准施策，高效保市场主体
当前，“保市场主体”非常重要，尤其是那些和外部经济联系紧密的企业，面临比较大的困难。
不同行业企业面临困难程度不同。现在情况下不应强调普惠，而是对不同行业企业提供不同帮助，可以精准施策。
很多政务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设计非常精准的政策。比如，可以运用海关数据和增值税发票数据，找到哪些行业销售受到影响比较大。同时，还可以从社保、个人所得税等数据，分析哪些行业人工负担比较重，给他们精准的政策支持。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：
政策重点逐渐转向重建
疫情之下，政策对中小微企业与低收入家庭的支持十分重要。抗击疫情是一场全球性的持久战。病毒有反弹风险，全球传播影响经济，企业和居民行为也可能改变，经济复苏会十分缓慢，甚至出现反复。
为此提出两方面建议：
第一，如果把应对政策分为抗疫、纾困和重建，现在重点应该逐渐转向重建。但小微企业与困难家庭的压力会持续，要利用社保体系、数字经济和脱贫政策等继续纾困。
第二，在过去一段时间，已经采取了很多财政货币与金融政策缓解经济困难，但不得不防的是，金融风险的高峰可能会到来，政策需要未雨绸缪，包括考虑如何处置不良资产，补充资本及中小银行定位的问题。
国务院参事、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：
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两项操作性建议
央行货币政策已经出台了新的政策，鼓励中小银行更好地支持中小微企业。但中小银行本身面对监管部门压力，自有资金不足，能否真正实现大量发放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贷款，这个还有待观察。
提出两项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性建议。
第一，能否在考察前几年中小微企业业绩的基础上，央行结合当地城商行、政府，共同寻找资质较好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，组织银团贷款，由央行牵头，带动中小银行，直接发放信用贷款，支持中小微企业。
第二，政策出台后，对落实情况要有严格的事后督查，特别对当前“六保”资金发放、政策落实的情况要严查。要着眼于市场主体稳健，着眼于就业。
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：
注重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提高政策效能
要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全面共振，提高复工复产政策效能。
首先，中小企业单打独斗事倍功半。相当比例的中小微企业、特别是制造业中小微企业，都是零部件和中间服务供应商和经销商，如果产业链不通畅，中小微企业单独复工复产可能出现原材料无来源、产品无去处问题。
其次，全产业链复苏效果最好。同步复工复产的产业链条和产业网络，能避免中小微企业复工难复产、复产能复销的问题。
第三，龙头企业是维护产业链的关键。能为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纾困解难，全力协助供应商解决困难，采取措施力保全产业链安全。
第四，龙头企业知晓全产业链调整方向。疫情之下，龙头企业通过调功能、调配置、调计划等，了解供应链上哪些企业该稳产、增产、转产、减产甚至停产。
第五，政策实施中，应多采用龙头企业提供的信息，精准支持，尽快复苏整个产业链。
当前，三个特殊问题要重视
一是制造业中有些隐形冠军类中小企业，面向全球产业网络，需要特殊支持。
二是服务类短链中小企业，可以直接支持，更应该利用消费类平台支持。
三是企业情况千差万别，应该允许企业有不同选项，复苏快的产业中的强企业，可以用“足劲先吃饱”；复苏慢产业中的弱企业，应该少点消耗，等待转机。
全球：产业链怎么调？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：
做足预判，做好准备
疫情之下，全球产业链，以及中国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都面临调整，必须做足预判，做好准备。
有三大因素导致这种调整。第一个因素，中国成本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有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出去，这非常正常。中美贸易争端和疫情引起的供应链多元化趋势，是调整的另外两大因素。
面对供应链的调整，可能会出现以下结果：
第一，多数情况下企业并不是搬出迁走，而是增量调整，也就是“中国+1”，这个调整个一个很长的过程。
第二，并不是有调整很多外资就要离开中国了。有的会离开，有的会进来。市场更加开放，更多企业会看到中国市场机会。
第三，会形成北美、欧洲、亚洲三大产业链集群，各自相对完整，各自可以独立运行，都拥有市场、科技、高端人才、廉价劳动力以及各种产业。
面对全球产业链的调整，中国企业仍然有很多机会。
“这样的调整并不一定代表中国产业萎缩。中国仍然会是很多国家的主要采购地，规模还会相应扩大，只是不再是唯一采购地。调整中对中国企业也酝酿着很大机会。”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：
全球供应链会进一步缩短
疫情之后，全球供应链会进一步缩短，向更为内向化、多元化，分散化发展。
疫情之下，对供应链的冲击影响可能更持久、更深远，这涉及到供应链的再调整。
从行业角度看，全球化程度高、产业链长、进出口份额大的行业，受影响会更大。主要是计算机、电子、光学、机器设备、电器设备、化工产品等。
事实上，年国际金融危机后，全球化的退潮和贸易紧张趋势加剧就开始了，这次疫情引发一些国家对“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”的担忧，在效率和安全之间，会寻求新的平衡点。疫情之后，预计全球供应链会进一步缩短，向更为内向化、多元化，分散化发展，区域化、近岸化的特征会更加明显。
中国产业链面临两大挑战
第一挑战就是国内制造业供应链的风险。中国制造业与全球生产网络高度融合，随着一些企业中间品库存逐步耗尽，而国外企业又没有完全复工复产，价格会大幅上升，这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。
第二全球供应链产业外移。一种是成本提高带来的外移，这很正常，也意味着中国产业升级。第二种外移是外商投资企业市场份额缩小，撤离中国市场，如家电、智能手机、工程机械、零售超市行业，外商撤离很正常，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。三是由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外移，这种外移需要
